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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幕另一端的秘密世界:冷战中的美国共产党

  自美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它就受到美国保守势力不断地攻击。在诸多攻击中最具杀伤力的,便是指控美共充当苏联的“第五纵队”,参与苏联的间谍情报工作。他们认为美共成了“史达林的士兵”,成了认贼作父,出卖祖国利益的叛徒。那么这些指控到底有无道理?美共是否充当了苏联的工具?如果有此种行为的话,美共又是以何种依据、何种心态去做的?它的行为是否违背了本国的利益,换句话说,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在美共那里是如何协调的?本文将在这一系列问题上展开论述。
 

  美共与莫斯科的秘密情报活动


 
  根据新材料来看(本文的原始档案大多来自于科赖尔等编的《美国共产主义的苏维埃世界》与《美国共产主义的秘密世界》),美共确实参与了莫斯科情报机构的秘密活动。这里把莫斯科的情报机构分成两部分:一是共产国际的国际关系部(OMS),一是苏联的国家情报部门。这两种情报部门看似独立,实际上关系密切。它们都是由苏联人员控制的。国际关系部实际上成为了苏联利用各国共产党来实现自身利益的仲介。随后我们将会看到,国际关系部不仅反对外国共产党的政治、经济事务进行指导、监督,还发展到让他们进行情报、间谍活动的程度。
 
  这些秘密活动有时由国际关系部来指挥,有时则直接由苏联情报部门参与。1935年,米哈依尔·托里泽取代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成为国际关系部的首脑,国际关系部与苏联情报部门的关系便更为神秘了,因为托里泽从1921年到1929年曾指挥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OGPU)的国外间谍活动。莫斯科使各国共产党卷入情报活动达到了何种程度,至今仍不甚明了。但随著新材料、新证据的不断涌现,水下冰山的边角在渐渐浮现,它的轮廓愈来愈明晰可辨。美共与莫斯科联合秘密活动内容大致如下:
 
  (一)参与莫斯科剪除异己的活动
 
  1.打入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内部
 
  1945年背叛美共的路易士·布登兹(他参与了诸多美共的秘密活动──笔者)说,在1937年和1938年他曾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引见给两个渗透到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中的秘密美共党员,其中一个秘密党员就是西维亚·弗兰克林。弗兰克林隐藏得如此之深以致后来成为了美共托派领袖詹姆斯·坎农的秘书。苏联人后来将弗兰克林引见给他们的两个秘密情报人员杰克·索布和罗伯特·索布伦。这两个人曾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示下打入欧洲托派组织内部去活动。1941年他们来到美国开展工作,其工作扩展到针对美国政府的间谍活动。
 
  2.美共与暗杀托洛茨基事件
 
  在苏联特工暗杀托洛茨基的活动中,美共情报人员也出了一分力。据路易士·布登兹说,他曾将渗透进美国托派组织的美共党员鲁迪·威尔引见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情报人员。威尔与美国托派份子西尔维娅·阿奇洛芙关系不错。而阿奇洛芙是托洛茨基的亲信之一,她间歇地担任托氏的秘书。苏联的格别乌们早就盯上了阿奇洛芙。格别乌们还将“消灭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机构搬到了墨西哥。在苏联特工的精心安排下,威尔将一个充满魅力的比利时人雅克斯·莫尔纳德介绍给了阿奇洛芙。阿奇洛芙陷入了莫尔纳德的情网。莫尔纳德利用阿奇洛芙很便利地就接近了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指令下,莫尔纳德于1940年8月20日用冰镐对托洛茨基进行了刺杀。
 
  许多资料表明莫尔纳德原本是一个西班牙共产党员,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成员,他的真实姓名是拉蒙·梅尔卡德尔。在这一暗杀行为上,美共所扮演的仲介角色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3.窃取洛夫斯顿集团的档
 
  美共始终没有放松对异端洛夫斯顿集团的打击。1939年,洛夫斯顿在一个国家会委员会上听证时说,1938年7月他的家被盗了,丢失的不是财物,而是政治档。
 
  最新解秘的档案资料表明上述窃取行为是美共所为,其中也牵涉到莫斯科。1938年9月19日,刚到莫斯科不久的美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拜特·图海致信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信中说:“臭名昭著的杰伊·洛夫斯顿的所有档案都已落在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手中。这些档案完整地记录了十年来洛夫斯顿的信件、文献、行踪和财政情况,一直追溯到洛夫斯顿被开除出共产党的时候。”图海还谈到白劳德(时任美共书记──笔者)要将其中关于国际事务的部分资料送到莫斯科,以备莫斯科在“最有利的时机使用它们”。
 
  1939年1月21日,共产国际干部部的负责人安德里耶夫致信季米特洛夫说,美共的控制委员会“获得了大量显示洛夫斯顿派的罪行档。现在正在制作洛夫斯顿派档案档的副本,在近期内这一档案材料将要寄给共产国际执委会。”1939年1月26日鲁迪·贝克尔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美共秘密机构工作的摘要》,这一文件确认了美共的窃取行为。
 
  4.清洗国际纵队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时,英、法、美诸国都持孤立政策,苏联发扬国际主义精神,通过共产国际召募了一支约3万人的国际志愿军──国际纵队,其中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美共也召募了约3,300名志愿者参加。美国志愿者组成了阿伯拉罕·林肯营、乔治·华盛顿营、麦肯基──巴比纽营、约翰?布朗炮兵连和美国医疗队。
 
  共产国际在召募国际纵队时宣称其目标是反法西斯主义,其他意识形态一概不咎。然而它没有遵守诺言,仍然监督和清除纵队中的托派份子和可疑份子。
 
  美共也配合共产国际积极清除美国志愿者中的异端份子。1937年3月13日,驻共产国际的美共代表兰道夫将他所收到的一份报告转给共产国际。报告声称,一个叫伯特莱姆·沃尔夫的洛夫斯顿份子正赶往西班牙,他是“为托洛茨基与鲍乌姆或其他西班牙托派份子做牵线人的。”兰道夫提醒共产国际“要尽快通知我们在西班牙的同志监视他并对之采取适当的措施。”后来国际纵队对鲍乌姆的大清洗中,沃尔夫仅仅因为偶然的原因逃得一命。
 
  相对于幸运的沃尔夫而言,林肯营中的阿尔伯特?华莱奇则未能逃过清洗行动。在因纵队战败想要逃离西班牙的过程中,他被纵队抓住并被枪决了。国际纵队的长官托尼·迪茂(美共党员,在国际纵队中为军事调查处工作──笔者)在呈给国际的关于阿尔伯特·M·华莱奇的报告中说:“他由于开小差和拜访威伦西亚的美国领事而被逮捕并送往卢卡斯营。1937年12月他又一次在巴赛隆纳接触美国领事和使馆军事人员。他承认他经常受到上述领事的询问并从其手中收到钱财……所有的证据都清楚地表明他是一个间谍。”一个为了自由而战的战士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死于狂热的同胞之手。
 
  (二)美共、莫斯科与华盛顿
 
  除了在清除异端的领域内美共与莫斯科积极合作外,美共的情报人员还渗透进美国政府部门,向莫斯科情报机构提共各种服务。典型的个案如下:
 
  1.向华府渗透
 
  在联邦政府的雇员中,有些是秘密的共产党员。他们不仅渗透到了罗斯福的新政机构,如农业调整管理局、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以及拉弗莱特委员会,甚至还进入了国务院。在最近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中,有两份档便是进入国务院的美共情报人员复制后送达国际的。
 
  一份是美国驻法大使威廉·布里特写给助理国务卿沃尔顿·莫尔的信的部分内容;一份是美国驻德大使威廉·多德1936年10月19日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它们于1937年1月5日一起被送抵共产国际。这两份档分别介绍了法国和德国的现状,而后者则涉及到了美德关系、民主国家的命运、战争与和平及美国未来的对外政策等敏感话题。
 
  另外一些资料也证实了华盛顿情报集团的存在。苏联的苏维埃军事情报局(GRU,其国外情报活动规模比内务人民委员部要少一些)首脑伊里奇耶夫将军1943年3月5日致信给季米特洛夫说:“根据我们在美国的代表的报告,一个由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挑选出来进行情报工作的共产党集团正在华盛顿活动。这个集团是由一个名叫“彼得”的中央委员会成员领导的。我们的代表进一步报告那个集团的成员与“彼得”的合作并不愉快,因为他对情报工作几乎漠不关心,对获取的情报也不感兴趣。请告知,这一集团是否属你所有。”
 
  这一档明确显示了美共在政府中情报活动的存在,以及它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情报机构的密切联系。
 
  2.原子间谍案
 
  “原子间谍案”在美国曾经喧嚣一时,至今仍是扑朔迷离。在人们将主要目光聚集在克里姆林宫上时,却很少有人知道美共情报人员在苏联间谍窃取美国原子弹秘密的活动中也曾出过力。其中一个关键的人物是美共党员莫里斯·柯恩。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在一个苏联人开办的秘密学校里学习秘密的无线电操作技术,不久他被招募为苏联情报人员。同时他也是美共秘密机构的成员。他被策划窃取原子弹秘密活动的内部人民委员部军官瓦西里·祖比林看中,成为计划中的一颗棋子。
 
  在窃取美国原子弹秘密情报的活动中,莫里斯·柯恩与其妻子罗娜·柯恩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1992年,一个退休的高级克格勃官员阿纳托利·亚茨可夫在炫耀其发现美国的原子弹计划的功劳时说,正是莫里斯·柯恩最先使苏联情报人员与一个美国物理学家取得了联系,而这个物理学家最终给苏联人提供了最重要的美国核秘密。亚茨可夫还提到罗娜·柯恩是他同曼哈顿计划的内部人员保持联系的主要仲介人之一,罗娜还两次从一个不知名的洛斯阿拉莫斯的工作人员手中获取过重要资料。
 
  亚茨可夫的叙述现今无法全部证实。但美共秘密成员参与苏联窃取原子秘密活动大致可以确定。1950年,一个叫克劳斯·福齐斯的曾参予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物理学家向英国政府供认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而且是苏联间谍。这就引发了西方国家的一系列调查,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许多嫌疑人。当朱利斯·罗森堡和艾塞尔·罗森堡夫妇被捕时,柯恩夫妇悄悄地离开了纽约。1953年罗森堡夫妇被控从事间谍活动而被判处死刑时,柯恩夫妇则辗转到达了莫斯科。1993年罗娜··柯恩去世,莫里斯·柯恩退休后一直居于莫斯科,开始是苏联情报机构,后来则是由俄罗斯情报机构来赡养他。
 
  3.白劳德及其家庭与莫斯科的牵连
 
  白劳德1927、1928年曾领导过泛太平洋工会书记处的工作,在共产国际这一重要的从事秘密工作的机构中,白劳德对莫斯科的秘密活动应该是十分了解了,对于白劳德是否卷入了苏联的情报活动,人们评论不一。最近解密的材料显明了白劳德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联系。
 
  1940年11月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总头目拉夫伦提·贝利亚致信季米特洛夫说:“收到一封来自纽约的美共中央委员会书记白劳德同志的电报,是寄给共产国际的领导的,现转寄给你。”贝利亚在信后还说明“史达林和莫洛托夫同志已知道了此事。”白劳德的电报讲到了关于墨西哥共产主义组织等四个问题。从这个档可以看出白劳德与苏联情报机构的紧密联系。
 
  除此之外,有资料证明白劳德的妹妹玛格丽特·白劳德一直在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在1938年1月19日白劳德致季米特洛夫的信中,他要求将其妹调离这一敏感的岗位,他说:“我的小妹玛格丽特·白劳德已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外事部在欧洲各国工作了七年了……如果美国不友好集团利用各种手段知晓了我妹妹在欧洲的工作并在美国利用这一资讯,这对我的政治工作是危险的……它直接关系到苏美关系以及我们的党在美国的工作。”季米特洛夫也谅解白劳德的忧虑,1938年1月24日他致信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叶若夫说:“现转递白劳德(美共书记)同志的便条给你,从我的立场看,我认为解除他妹妹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外事部的工作在政治上是合宜的。”
 
  更令人惊奇的是,白劳德的妻子伊里恩·白劳德在苏联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人物。她原名赖沙·波利索夫娜,十月革命时她是一个拥有“紧急权力”的司法政委。革命后她成为苏维埃国家法院主席团的一员。之后她又在饥饿救济组织、红色工会国际等机构内工作。1926年她与白劳德结婚,改名为伊里恩·白劳德。她的身份使白劳德便于同苏联政府取得联系。有人说伊里恩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人,目前尚无证据证实。只有一封拜特·图海写给她的密信显露出些许痕迹,信是用暗语写的,大意是一个情报网被破坏了,需要鲁迪·贝克尔(美共秘密机构的负责人──笔者)和伊里恩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处于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白劳德不得不时时在意,步步小心,以免刺激美国人那敏感的神经。
 
  4.为莫斯科提供情报人员
 
  虽然1933年苏美建交,但暗地的争夺仍然激烈。就是在二战期间内务人民委员部也不忘在美国政府及其他组织内发展情报人员。其中大部分成员就是美共党员。下面的材料反映的就是苏联情报机构在招募人才时所进行的调查。
 
  1942年7月7日,布林沙可夫和叶格罗夫致信季米特洛夫,询问“关于美共党员阿尔伯·伊兰诺维奇·费尔罗班德的信息”。
 
  1944年10月,菲廷又让季米特洛夫提供四个美国公民的资讯,其中两个是政府雇员,一是在美国司法部工作的考普伦·裘蒂;一是在战略情报局工作的邓米·伊利那。
 
  1945年5月6日,菲廷又让季氏调查一个名叫弗雷德·汤普逊的秘密美共党员。
 
  除此以外,内务人民委员部还调查过美国经济战争局的查理斯·弗劳图,战略情报局的利连·豪尔、唐纳德·韦勒,战争生产局的爱德华·菲次杰拉德、维克多·皮尔罗、马格多夫,负责外事工作的哈乐德·格拉泽和美国参院战争动员附属委员会的查理斯?克莱默等。而后面的六个人就是美国有名的伊丽沙白·本特丽间谍案中提到的皮尔罗集团的成员。
 
  类似的档还有许多,这里不再一一引用。从这些档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联情报机构招募情报人员的范围很广,有国际纵队的老战士,有知名记者,还有联邦雇员。尽管职业各式各样,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公开的或隐密的美共党员。不难理解,正是共产国际控制下的各国共产主义运动为莫斯科在各国开展情报活动提供了很大便利。联系美共与莫斯科的其他活动,我们不觉要提出一些问题,美共秘密活动的依据是甚么?为何美共会如此地忠诚于莫斯科(共产国际与苏联),并为此不惜与本国人民和政府为敌?换句话说,美共如何能够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拥护共产国际的“国际主义精神”呢?
 

  美共秘密活动的原因


 
  (一)美共秘密活动的理论依据
 
  1920年8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二十一条》,如同《圣经》中的“十诫”一样,《二十一条》成了共产主义世界的神圣诫条,它要求共产国际的皈依者以虔诚、敬畏之心去严格奉行。其中的第3条这样写道:“在几乎所有的欧美国家里,阶级斗争正在进入内战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就不要对资产阶级法律持有甚么信心。他们必须随处建立平行的不合法机构,在此关键时刻,这将有助于党履行其革命的义务。在所有那些根据其军事法和特别法共产党人不能合法开展全部工作的国家里,将合法工作与不合法工作结合起来是绝对必要的。”除此之外,其中还有如下条款:
 
  4.在传播共产主义理想的义务中,尤其必要的是在军队中进行持续地、系统的宣传。在根据特别法而禁止这种宣传的地方,必须以不合法的方式进行。放弃这种工作就等于背叛革命义务,这与第三国际成员的身份是不相宜的。
 
  6.每个想要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必须不仅要揭露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而且要揭露社会和平主义的欺诈与虚伪;必须全面地向工人们表明,不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甚么国际仲裁法庭,裁军,国联的“民主”重组都不会使人类免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
 
  14.每一个想要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都必须在苏维埃共和国反对所有反革命力量的斗争中给予全力支援。共产党要展开明确的宣传活动,引导工人们拒绝运输供给苏维埃共和国敌人的军火,要在被送去镇压工人共和国的军队中进行合法的或不合法的宣传。
 
  21.拒绝共产国际的条件和观点的党员,按原则必须被清除出党。
 
  逐一看来,第3、4条强调的是,为了顺利进行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就不要顾及现行的法律。遵循现行的法律就意味著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背叛;第6条的含义是,要想使人类摆脱战争,就要放弃狭隘的爱国主义,向现在的国家、国际组织开战,为了共产主义的规则而放弃资本主义国家的秩序和规则是理所应当的;第14条则确立了苏联在各国共产党中的核心位置,为形成以苏共马首是瞻的局面奠定了基础;最后一条是共产国际的通牒:如果你愿意成为共产主义的斗士,你就要做到上面所要求的一切,无私地奉献你的一生,否则请你走开。
 
  《二十一条》就为美共开展不合法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还有列宁为此行动原则做的注释,列宁在谈到工会问题时讲道:“我们必须要经受住所有这些情况(指工会中的不友好行为──笔者),要允诺作出任何牺牲,甚至在需要时诉诸各种策略、计谋、非法手段,诉诸谎言和遁词,只是为了进入工会,为了留在他们中间,为了不惜一切代价在他们中间开展共产主义工作。”这些手段不存在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为摧毁旧的剥削社会和将所有劳动者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而服务的。”“我们批判所有脱离人类社会和阶级的道德……我们说我们的道德是完全服务于无产阶级斗争这一利益的。”
 
  (二)美共秘密活动的历史依据
 
  尽管有了《二十一条》,但这一条款似乎并不适用于向来崇尚自由、民主的美国,而且美国也未发生共产国际所预测的内战。可是不久美国人自己就为美共履行《二十一条》提供了条件:这就是席卷全国的赤色恐惧症。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将1919年的美国人搞得精神错乱,如1919年4月的邮寄炸弹事件,6月的几起爆炸事件(其中包括刚上任不久的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的住宅被炸事件)。这些行为激起了美国人的歇斯底里情绪。29向来以自由主义形象自居的帕尔默一反常态,在获取了政府和大众的积极支持后发动了大规模的镇压和逮捕行动。他将一切激进的疯狂行为都算在了赤色份子头上,俄国与东南欧的移民、激进团体、社会党及刚刚成立的美国共产党等都成了主要的逮捕和驱逐的对象。从1919年11月到1920年夏,大约有5,000人被捕和500多人被驱逐。虽然赤色恐惧症不久便消失了,但美共却不得不因此转入地下。美共本来可以在民主的条件下合法地开展许多活动,却因这场恐惧运动而与十月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一样,以地下技术开展各种活动。这为美共训练各种秘密活动技艺提供了环境,也为其以后情报间谍活动提供了历史经验。
 
  为了开展地下活动,美共建立了系统的秘密机构。在20年代美共的秘密机构没有甚么发展,只有到了1929年清除了洛夫斯顿集团之后,美共才集中全力建设秘密机构。1929年10月17日的《工人日报》公开声称,美共要“为重要党机关的不合法运作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301930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再次指示美共要将不合法工人与合法工作结合起来。美共要通过这种不合法工作摆脱员警的监视,保护党的财产不被暴露,开展监视和渗透进敌人的组织的活动以及执行其他的秘密任务。同年,共产国际官员B·华西里也夫通知美共:“所有的合法党组织现在都有义务去建立和巩固不合法机构。他们都必须马上采取措施。在现存合法党委员会中建立一个不合法活动指挥中心。”
 
  在共产国际的催促下,美共选中约瑟夫·彼德斯来领导其秘密机构。资料显示,从1932年到1938年是由彼德斯负责美共的秘密机构的,从1938年开始是鲁迪·贝克尔接替彼德斯来指挥这些机构的。
 
  正是在彼德斯和贝克尔的主持下,美共秘密机构的活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它花了很大力气清除内奸和异己份子,严肃党纪、整顿党的队伍,努力渗透到敌人的内部进行秘密活动。它的工作是如此出色,以致逐渐向海外扩展活动的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情报部门愈来愈欣赏它。双方的合作愈来愈密切,美共的不合法活动的范围也从单一的鼓吹暴力手段扩展到清除内奸、保护党组织并进一步打进敌对阵营内部去获取情报的程度。
 
  (三)美共秘密活动的心理和精神基础
 
  1.共产国际塑造出的人类拯救者形象
 
  形成美共的基本精神轮廓的,就是共产国际塑造出的无产阶级战士──人类拯救者的形象。1919年3月2日到6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上产生了《共产国际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这份由查理斯·拉可夫斯基、N·列宁、G·季诺维也夫、列昂·托洛茨基、弗里茨·普莱顿签署的经典文献真实地反映出了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和心态。
 
  《宣言》先是批判了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两帮贪婪的资本家发动的大战给人类带来的是饥饿、寒冷、流行病和道德上的野蛮;自由竞争走到了终点,垄断和托拉斯主宰了世界,“当国家政权完全依附于金融资本的目标,将人类领向帝国主义的屠宰场时,金融资本通过这种大屠杀已完全将国家及其本身军事化了。它只能通过血和铁的方式才能行使其基本的经济职能。”
 
  有无走出危机的出路呢?《宣言》宣告了历史事实的不可逆性。自由主义已经终结,国家垄断不可避免。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由哪个阶级来掌管国家的权力,是垄断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它宣称“只有无产阶级专政能够缩短当前危机的进程,因为它并未继承财产的特权和权利,而是产生于饥饿大众的需要。为这一目标它将组织起所有物资和力量,引进普遍劳动义务制,建立工业纪律制度,这样就会在几年之内医治好战争创伤并将人类提升到一个从未梦想过的新的高度”。
 
  《宣言》接著推出了如下的结论:
 
  (1)阶级的统治下才会有各民族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
 
  (2)只有无产阶级革命能结束殖民统治和殖民压迫。人类的一切希望皆在无产阶级的身上,脱离苦海走向自由与正义的美好未来的千禧之福将会在无产阶级的大革命中兑现。
 
  (3)无产阶级专政下人民将会得到更多的民主和自由。35
 
  在作了上述的前景展望之后,《宣言》宣布实践的机会已经到来,“农民造反地主,劳工造反资本家,两者联合反抗专制和民主的官僚政治,这一定会不可避地导致士兵反抗军官,并进一步导致军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份子的急剧分化。使国家和国家争斗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或正在转变成阶级对抗阶级的内战。”
 
  《宣言》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类获得拯救的唯一途径。正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这一使命,才有必要建立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就是为实现革命而进行公开的大众活动的国际,是行动的国际。……现今国际共产党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的世界秩序,并在那里建立社会主义的世界秩序。”
 
  《宣言》最后发出了救世主般的号召:
 
  全世界的无产者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野蛮的战争中,在反抗专制的战争中,在反抗特权阶级的战争中,在反抗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财产的战争中,在反抗所有形式和种类的社会和民族的压迫的战争中──团结起来!
 
  在工人委员会的旗帜下,在第三国际的旗帜下,在为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中,所有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通观这篇《宣言》,我们可以察出其原初的动机和最终的目的,那就是全人类的幸福、和谐与自由。对这一理想的表达早已屡见不鲜了,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从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都认为人类能够依靠理性创造一个自由、完美、和谐的理想国,在其中剥削、压迫、奴役、邪恶都将被消灭。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基于其上的《共产国际宣言》则是这一理想的现代表达。然而这一理想国的现代板却与其他理想主义有著明显的不同。首先,马克思及其拥护者将共产主义现世化、实践化,使之变成了一种当下的历史使命,它不再是只停留在人们观念中的梦想,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乌托邦,而是明天就可以实现的人间天堂。《共产国际宣言》就明确表达了这一愿望。其次是找到了拯救全人类、建立天堂的现世担当者──无产阶级。正是这两个显著的特点使共产主义比其他理想主义更具吸引力。
 
  这种表达的后果是使无产阶级这一有限的载体承担起了无限的使命,使每个无产者都感受到一种无限的精神上的膨胀,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人类的拯救者。这一人为的自我托付造就了无产阶级无比的优越之感,也使之对自身的要求无比的严格。它势必要求它的每一个成员抛弃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投入到以人类整体利益为基础的国际主义之中。这一无限的身位就为他们无法无天的行为(包括情报活动)奠定了基础,成为历史使命的执行者和救世的英雄的诱惑成为许多人加入共产国际的精神动力。美共中的许多领导人和党员也不例外,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共领袖威廉?福斯特。
 
  2.美共党员的心态
 
  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没落》一书中,福斯特详细描述了走向共产主义的心路历程。
 
  很久以前我对甚么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真正含义一无所知,但我却被一个现象所产生的尖锐的问题所困扰,那就是:千百万人被迫走进工厂去工作,这里提前成了他们的坟墓,他们一生都生活在穷困之中,而那些富人却一生享尽荣华,他们许多人明显是游手好闲的无用之人。我不能忍受这种情况。此外,我自己在工作中的艰苦经历也有助于我充分体验这种遭遇。这种等级的不公平彻底伤害了我内心深处的平等意识。在我在工厂工作的许多年里,在艰苦的工作,微薄的工资,冗长的工时的环境中,我内心这种反抗精神变得愈来愈强,愈来愈明朗。我命中注定要参加革命运动。
 
  可以看出,福斯特的性格天生对于正义、公平极为敏感,对人类的命运深为关切,这种心性品质无疑为他接受共产主义提供了契机。
 
  按福斯特的说法,他经历了四次精神上的嬗变才走进了共产主义的大门:第一次他抛弃了宗教信仰,潘恩的理性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赶走了他心中的上帝。
 
  第二次是他与整个资本主义文化决裂,开始接受社会主义的观点。在他此时的眼光里,资本家对社会是无用而有害的,只有工人才是有用的生产者,他们能够创造出比资本家们建立的更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他宁可做一个道德高尚的穷工人,也不愿做一个剥削他人的有产者。
 
  他精神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拒绝了社会民主党的温和立场。他逐渐认为,任何改革资本主义的作法都不会导致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仍是资本主义本身意识形态的延伸,必须通过艰苦的斗争,用革命手段摧毁过去的一切,才会走上社会主义。
 
  最后他自豪地说:“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对我来说是我的整个先前生活经历的逻辑发展的顶点,我已经到达了我最终的政治目标”,“它给我机会让我去做我的内心和思想中最想做的事──为反抗反动的资本主义,走向进步的社会主义而斗争”。在这里他万分感谢列宁,是列宁那“完整的个人品质和性格”及其天才的作品使他“站在了坚实的革命的土地上”。
 
  通过对福斯特的思想转变的考查,我们发现,首先是其天生的性格和生活经历为他接受共产主义提供了可能。然后是共产主义理论、列宁的著作则提升了他原本具有的热情,并为它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依据。
 
  福斯特的例子是有代表性的,大多数共产主义者的心态都大致如此,正如福斯特所说:“至少从更普遍的角度来看,我这种漫长的意识形态发展代表著一条更宽广的知识增长之路,这是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大众所走的道路。”福斯特的精神历程再次生动地告诉我们,共产主义之所以吸引人,首先是因为它迎合了人的天性中的某些道德激情,如向往公平、正义、自由等等,然后它以雄辩的语言论证这些美好的东西明天就可以以织组化、制度化的形式实现。加入这一事业的人便是历史的缔造者、人类的救星。就像福斯特时常宣扬的:“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工作不会太长久了;它不是一件暗淡而遥远的未来之事……世界社会主义正历史性地站在我们的门口,实际上它已经跨过了门槛,它的到来将把人类从长期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在其面前开启它现在做梦都未曾敢于梦到的自由、进步和幸福。用不了多久,资本主义制度带著所有它有组织的贪婪和暴力将会仅仅成为人类的一个阴暗的记忆,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未来,在那里将会实现我们人类最美好的东西。”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崇高的事业吗?他们有甚么理由不为之奋斗,为之牺牲奉献呢?从美共党员萨拉·乔丹的自白中,我们可以更为具体地了解共产主义者的这种心态:
 
  上帝!我是多么憎恶卖《工人日报》!……以及四处游说!这又是一件令人厌恶的事……但我这样做了,我做了。我这样做是因为如果我不做的话,我将不能在明天面对我的同志们。我们都为同样的原因而这样做:我们互相负责。如果我们不能抵挡住风言风语去做事的话,就意味著对彼此的背叛。要知道,人们是从来不理解这些事的。他们对我们说,共产党在你们的头上举著一根鞭子!他们不明白,那根鞭子是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我们自己举著它,而不是互相举著。
 
  这段自白向我们表明,共产主义并不是用外在暴力强制要求人们为它献身的,而是将它的要求内置于每个党员的心中,将历史使命的荣耀浇灌在每个人的身上,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供其驱策。萨拉心中的鞭子就是这样一种观念:我和同志们所从事的是一项无比荣耀、无比高尚的事业,我们为成为其中的一份子而自豪。为了它我们愿意献出一切,我们要努力完成它所交付的一切任务,以促进那即将到来的革命的胜利和新世界的建成。
 
  正是这种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和使命感鞭策他们去克服所有的困难和不快,去做他们之前所不愿或不能做的事。这种参与创造历史、挽救人类正义的诱惑是如此之大,以致已离开美共领导层的前美共领导人之一吉尔·格林在对其六十一年的党员生涯作总结时说:“如果重新来过会怎样呢?我会说,我不知道还能在其他的甚么地方能够找到那种参与的感觉,能实际参加那么多的斗争。(我们的)党确实有一个特征区别于社会党,它是行动者的政党……人们会问:“我们知道你对许多问题有自己的独立的观点。为什么你仍留在党内呢?”我会说,“要知道,我不认为我是一个独立到不需要任何组织的人。如果你们有人告诉我有一个更好的组织,我会加入它!”这就是我的理由。我没有找到其他我可以加入的组织。”还有甚么组织能比共产主义理想更能满足人们的梦想,更能满足他们行动的愿望呢?谁不渴望心中的天堂早日在地上实现呢?
 
  具有这样的心理基础和精神结构,再加上坚实的理论依据、历史的经验,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共产国际那苛刻的《二十一条》会被各国共产党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为何美共会加入到莫斯科指挥的各种情报活动之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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