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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让他出家,他就把企业干到世界第二,还捐了60个亿

  1990年,曹德旺来到福清石竹山,他是来庙里出家的。
 
  这一年曹德旺44岁,他是福清的知名企业家,一直做玻璃生意,从1985开始涉足汽车玻璃领域,1987年又获批兴建与政府合资、专营汽车玻璃的福耀玻璃。到1989年,福耀玻璃的规模已达基本建设投资3500万元,产值5000万元,很受当地政府重视。
 
  曹德旺的出家举动影响很大,甚至惊动了省委省政府,领导们觉得必须要把曹德旺劝回来,不然福耀那一大摊子可怎么弄。
 
  领导们苦劝无果后,只好请出庙里最受曹德旺信任的老和尚。老和尚对曹德旺说,“曹总,您今生有佛报,却无佛缘。静下心,好好地去把企业办好,别动这个念了。”
 
  曹德旺有一些失落,但还是听从了老和尚的话,下山好好办企业去了。
 
  这家企业,如今已发展成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供应商,其国内市占率为70%,国际市占率为23%,客户囊括了世界前20大汽车制造商。此外,曹德旺还向社会捐赠了超过60亿元人民币,被誉为“中国首善”。
 

  曾经沧海


 
  曹德旺为什么想出家,这得从他的早期经历说起。
 
  曹德旺1946年出生于上海,祖籍福建福清,家里家世代经商,他的曾祖父曾是福清首富,他的父亲也是一名商人,在日本学做生意多年,赚了不少钱,回国后则在上海广泛投资,是永安百货的大股东。内战时期,他们家从上海迁回福清高山,不幸的是他家的货轮连同船上的财产,在运输途中沉没了。
 
  好日子结束,苦日子开始。
 
  曹德旺从小就过着一天两餐的清贫日子,但母亲不让他跟别人说,怕被人家瞧不起。从五年级开始,他帮母亲扒树叶或茅草,供烧菜之用。由于这些活要在课间干,所以会弄一身汗,他就跳进浅水沟洗澡。谁成想这事给他惹来了麻烦,教导主任将他抓成“玩水”的坏典型,召集全体同学到操场上批评他。他气坏了,觉得委屈,便在教导主任蹲厕所时,向其脑袋上尿了一泡尿,原本他想用小石头砸,但又怕家里赔不起。
 
  事后自然是对方上门理论,而他母亲则不断给人家道歉。这事本可以就这么了了,但曹德旺心里却过不去,觉得没脸回学校,便辍学了。
 
  之后,14岁的曹德旺开始给村里放牛,此外帮母亲捡柴和挑水。闲暇时,他则自学哥哥用过的教材,还用赚到的钱买了《新华字典》和《辞海》。
 
  15岁那年,父亲开始带他做贩卖烟丝和水果的生意,他们从福州进货,然后用自行车运到高山来卖。父子的分工是:儿子负责采购和运输,父亲则负责销售。每次进货大约30斤,要骑行100多公里,来回三天时间,每回凌晨2点起床,晚上7点半收工,不避寒暑。
 
  这个生意做了四五年,利润很薄,一天也就挣3块钱,还要提心吊胆:当时政府不让干这个。后来他父亲在售卖烟丝时被工商局逮了个正着,烟丝和自行车都被没收了,这个生意也就结束了。
 
  “在我看来,父亲虽然聪明,也会做生意,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政府不认可不支持,根本没有前途可言,我还年轻,不能重走父亲的老路。”多年后,曹德旺在其自传《心若菩提》中这样总结。
 

  独闯商海


 
  此时,曹德旺已经不再认可父亲的权威,他甚至对母亲激动地说:“我不想老了以后像爸爸一样,我要出去闯一闯。”
 
  独闯商海的第一个项目是做白木耳。起初曹德旺是自己种,然后贩运到福州卖,后来他发现这样并不赚钱,因为福建很多地方都在种。镇上一位干部告诉他,江西缺白木耳,利润很高。他便兴冲冲地跑去江西,发现真的很赚钱,于是开始专门做江西生意,而且只搞贩运而不再种植。到1970年年底,他已经赚了3000元,那时盖一个房子也就2000元。
 
  发了财的曹德旺决定最后干一票大的,就把3000元全投了下去。采购非常顺利,许多村民甚至赊货给他,一位公社干部还入了股,不过没有出钱,而是说可以做他的“保护伞”。
 
  曹德旺信心十足地出发了,没成想刚一进江西地界,就被民兵抄了货,说这是“投机倒把”。他火急火燎地赶回老家,去找他的“保护伞”,岂料,那人突然宣布自己得了重病,而且会“病中打人”。曹德旺的心彻底凉了,他不但失去了所有储蓄,还欠了村民好多债。
 
  后来,曹德旺只好做些苦力活赚钱,他参加了一个修水库的工程,给人拉板车,每天三个来回,一天的工作量是半吨土,走五十多公里,工钱则只有3元。此外他还在工地上做过炊事员和修车工,每项工作都做得极其认真,深得领导赏识。
 
  工程完工后,曹德旺获得了一笔较为可观的收入,有1000多块。此外,工程负责人还帮他解决了江西白木耳的事情,让他得以回本还债。
 
  回首过往,曹德旺觉得今后不能再单枪匹马地做生意了。
 

  先客后主


 
  结束破产风波后,曹德旺想过几年轻松日子,便做起了果苗技术员,同时负责销售工作。多年历练之下,他的销售能力突飞猛进,帮单位赚了很多钱,自己也挣了不少,到1975年,他已经挣了6万多元。
 
  1976年文革结束,曹德旺觉得可以搞点新生意了。此时一个朋友告诉他,做水表玻璃非常赚钱,他听后很动心,便跑去上海考察,发现的确如此。他一回到高山就去镇子上找企业办,提议兴建一个玻璃厂。
 
  镇政府批准了曹德旺的提议,不久便兴建了高山异形玻璃厂,曹德旺被安排做一名采购员。
 
  这个结果不是曹德旺想要的,因为办厂子的想法,以及厂子最初的人才、资源都是他找的,而他却被边缘化了,甚至一度差点出局,原因是他是个农民,厂子没法给他安排编制。
 
  曹德旺没有抗议:他也觉得一个农民不能一步登天,先定一个小目标,比如进入玻璃行业,只要有本事,还怕走不远?之后他便在被分配的岗位上努力工作,摸清其中的门道,并开始有意识地建立业务和专家人脉。
 
  由于体制缺陷,玻璃厂从建立之日起就不断亏损,到1983年4月,镇政府实在亏不下去了,决定尽快找人承包,而找来找去,只能找曹德旺,因为别人都不敢接手。
 
  曹德旺知道会有这一天,但他却不想乘人之危,他许诺给镇政府一个超越后者预期的条件:到年底前上交6万元利润,超额部分他拿60%,留20%做发展基金,另20%则做员工福利。
 
  接手之后,曹德旺大力推行改革,他结束了“大锅饭”,实行三班倒,工厂24小时运转,此外,他还新招了60名工人,将工人工资由18元提高到100元,比当时县委书记的工资都高。
 
  查阅的资料显示,如此激励之下,高山异形玻璃厂的产销量从原来的几十万片猛涨到200万片,工厂净利润22万元,曹德旺本人则分得约6万元。
 
  这个业绩让曹德旺获得多方认可:当年,他被评为福州市劳动模范,并当选福清县政协常委和福州市工商联副主委。
 

  合资办厂


 
  镇政府尝到甜头后,决定继续与曹德旺合作,希望双方以合资形式办厂。
 
  合资方案是,镇政府以账面资产17.5万元入股,曹德旺则出资17.5万元,双方各持股50%。曹德旺的钱不够,他就以个人房产作抵押向银行贷了8万元,另外从一个关系好的外地政府借了3万元,剩余的6.5万元则是找了三个合伙人。
 
  1984年,曹德旺又碰到一件大好事,他发现了一个更赚钱的项目——汽车玻璃。
 
  当年6月,他带母亲去武夷山游玩,期间给母亲买了一根拐杖。开车的司机则不断提醒他,千万不要让拐杖碰到玻璃,因为“赔不起”。曹德旺被司机的话逗笑了,他就是做玻璃的,心想一块玻璃能贵到哪儿去?
 
  可他一打听吓了一跳,这东西还真是贵得要死!查阅的资料显示,以马自达汽车为例,换一块前挡风玻璃要6000元,若急,8000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时中国的汽车,不论什么类型什么牌子,车窗一破就用胶纸糊上:有的是舍不得买,有的则是买不着。
 
  曹德旺了解到这些信息后乐坏了:这简直是一个利润丰厚的空白市场!可他又想不通为什么没有人做呢,于是就去请教专家。
 
  一位高人告诉他,中国的汽车大都是外国产的,牌子多且杂,作为配件的汽车玻璃难以形成较大规模,大企业也就不愿意做,而小企业又大多没有技术能力。要做这种生意,一是要有技术基础和生产能力,二是要有耐心和恒心,要一个品种一个品种地做,而且要从维修市场做起。
 
  曹德旺觉得自己完全符合条件,于是就决定干。他很快就说服了镇政府,然后联络行业专家,请人家来高山厂指导工作,解决技术难题。1985年元旦,他还向上海送出第一批培训员工,而这一天也是合资协议生效的日子。
 
  为了让高山厂能在技术上不落伍,曹德旺在购买图纸、模具和设备上特别豪爽:他第一次买一套价值2万元的图纸只谈了几分钟。1987年,他在赴芬兰考察时又看上一台要价190万美元的高端设备,能每40秒钟造出一片价值几百元的边窗玻璃。他当时压不下价来,而且没那么多钱,回国之后,他就去反复说服镇政府,最后于次年6月以108万美元的价格购得该设备,是该设备的全球第一个买家。
 
  几年发展下来,曹德旺判定汽车玻璃比水表玻璃更有前途,于是在1987年春向镇政府提议合办一个规模更大的工厂,专营汽车玻璃,定名福耀玻璃。同时他提议停办高山异形玻璃厂,以集中资源到福耀,而高山厂1986年的产值已达596万元,利润为101万元。
 
  为了让镇政府批准所请,曹德旺让渡了大量个人利益,但他的事业却上了一个大台阶。就像我们开篇所提到的,到1989年,福耀玻璃的基本建设投资达3500万元,产值为5000万元,是当地的明星企业。
 

  看破红尘


 
  回到开篇提出的问题:1990年,企业办得好好的,44岁的曹德旺为什么想出家?
 
  直接的原因是曹德旺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而他当年读了一本叫《弘一大法师李叔同》的书,反复读了三遍后,他决定出家。
 
  李叔同是近代的一位传奇僧人,一生63年,在俗39年,在佛24年,曹德旺对他的评价是:其一生光明磊落,潇洒飘逸,道德文章,高山仰止。
 
  “看完李叔同的传记,回头看看自己,虽然生意做的不错,但每天都必须坚持工作16小时,每月出满勤,得到的亦不过是三餐果腹。太累了,太累了,有必要做这么辛苦吗?”
 
  曹德旺的困惑似乎也是我们今天许多人的困惑,即每天拼命工作的意义何在?
 
  一般而言,有三种动力支撑一个人拼命工作:一、为了家庭;二、为了企业;三、为了赚钱本身,而曹德旺在这三方面都遭遇了困惑。
 
  先说家庭。曹德旺1968年结婚,妻子叫陈凤英,是一个没读过书、老实巴交的女人。当初结婚不是因为相爱,而是为了找一个人照顾因长期饥饿而患浮肿病的母亲。曹德旺夫妻可谓患难多年,可是双方却无法交流:妻子始终停留在过去,对于生意和艺术一片茫然;曹德旺则自学了企业经营的各种学问,此外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
 
  苦闷之下,曹德旺开始去外界寻找知己。20世纪80年代初,在承包高山异形玻璃厂前后,他爱上了一个让他想把家都扔掉的女人。不过这段恋情并没有发展下去,而是被曹德旺亲手结束了。当时,曹德旺调查了100对典型夫妻,抽样涵盖工人、医生、干部、老师、商人等群体,他发现没有一个人对自己的家庭满意,包括那些外界看来的“天作之合”。“我认为不需要再去考虑什么换家庭的事情了,再换,就是换1000个照样也没有用啊。”
 
  爱情没了,寄托也就没了。
 
  再说企业。曹德旺在与镇政府合办高山异形玻璃厂时曾遭遇过一次诬告,让他对办企业本身也产生了怀疑。
 
  1986年3月,全国掀起了农村整党整风运动,曹德旺并不是党员,却被当时镇领导班子的一些人给告了,说他有“经济问题”,而且“十分严重”。
 
  曹德旺因过于耿介而与这些人在办厂时发生过冲突,他虽然觉得自己没有问题,但还是决定去县政府申辩。当天,县里各部门的领导都到场了,曹德旺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三个小时,每一条都无懈可击,就是态度不够好:他在申辩过程中竟然竖了中指!这害的一向支持他的时任县委书记陈元春,不得不对众人赔笑说,“他是个农民,我们要包容他。”
 
  事情并没有完,那伙人又把官司告到了福州市,福州市不行又告到福建省,福建省不行又告到了中纪委,最后北京和省里组成联合调查组,但仍没有查出问题。北京的领导气得大吼:这不是胡闹嘛!县里也于随后改组了高山县的领导班子,将那伙人分调到其他地区。
 
  最后说赚钱。曹德旺赚钱的动力一直源于“过好日子”的愿望,这让他从14岁到44岁起早贪黑地干了三十年。但这个动力随着他的发迹变得越来越弱,他不喜欢奢侈的生活,最奢侈的事情也就是盖了几栋房子,而他妻子也不爱花钱。既然花钱不了那么多钱,那又为什么去拼命赚那么多呢?
 
  曹德旺不是那种赚钱的原教旨主义者,认为赚钱本身就是意义,就能确保幸福。家族的经历告诉他人生无常,钱赚多了不一定幸福,而且守不住。他家本来是大富之家,但一场战乱就让一切归零,他自己在生意场上也是起起落落,最近一次是他被人诬告后,他的三个合伙人因害怕受牵连而要求退股,而他们的股份价值已从当初的6.5万元涨到了十几万元,这害的曹德旺不得不举债收购。这些债虽然后来都还了,但却让曹德旺看清了财富来去无常、飘忽不定的本质,因而对赚钱本身产生了怀疑。
 
  总之,到1990年,曹德旺在尘世间已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因此想遁入空门。
 

  重组福耀


 
  从石竹山回来后,曹德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事业,他觉得唯有把企业办得受人尊敬才有意义。
 
  曹德旺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推动公司上市。1990年夏天,他去新加坡出差,一位银行行长建议他将公司上市,告诉他这样对公司健康、长远发展好。回国之后,他便向省里申请赴境外上市,而当时国内也正推动股市发展,省里得到一个名额,就给了福耀。
 
  一番运作之后,福耀确定于1991年6月22日上市,之前先发行1600万股原始股,每股1.5元,共融资2400万元。原始股的认购非常踊跃,兴业银行买了200万元,省、市、县三级政府、媒体以及事业单位的领导和职工,好多人也都买了。
 
  然而没多久,社会上就传起一个流言,说福耀股票不能上市了,曹德旺是想卷款跑路。听闻消息后,那些认购人都来找曹德旺退股,而此时股价已从1.5元涨到了2.5元。挤兑之下,曹德旺只能举债回购股票,钱是从高利贷借的,利息1分到2分,总共回购了约400万股。看着那些股票,曹德旺苦恼得不行,时常流泪,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回来。
 
  1992年,曹德旺得到了兴业银行的帮助,用银行贷款还了高利贷。之后,他全力推动股票上市,到北京求助中汽华联的领导,去跑国家体改委。1993年6月,福耀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价当日收报于40.05元,创福建省首批上市公司股价之最。
 
  到上市时,曹德旺总共持有近500万股,在清偿了所欠债务后,他净赚将近2亿元。不过,他并没有沉溺在发财的狂喜中,而是继续推动福耀的发展。
 
  当时,福耀发展最大的障碍是定位不清:除了福耀玻璃之外,福耀当时还有工业村公司、装修公司、加油站、高分子公司、配件公司和香港贸易公司等,是一个多元化集团。
 
  上市之前,曹德旺曾拿福耀的报表给香港交易所的一位总监看,希望对方指点一二。结果对方说,“你这个是垃圾股。你小小的公司什么都做,谁敢买你们的股票?!你的公司必须重组,只做最擅长的,其他的都卖掉。”
 
  听完这番高论,曹德旺一开始是犹豫的:重组,说得轻巧!那方方面面的关系是好搞定的?但后来他开始重视这个意见,彼时,他读了一本叫《聚焦法则》的西方管理书籍,也说办企业应该搞专业化经营。那段时间,他还去美国参观了福特博物馆,发现那些基业长青的企业都是专业化经营。
 
  从美国回来后,曹德旺就将专业化经营定为福耀发展的天条,随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重组,最后只保留下汽车玻璃业务。
 

  管理嬗变


 
  1994年,曹德旺接触了国际著名汽车玻璃供应商法国圣戈班,双方一见钟情,并开始谈判合资事宜。
 
  曹德旺引进圣戈班有两个目的,一是缓解公司因重组而产生的资金压力,二是吸纳对方先进的生产流程、设计思路、工艺路线和培训经验。
 
  具体合作方案于1995年获批,并于1996年春节后执行,其中在中国大陆的部分是,双方在福耀之下成立万达汽车玻璃公司,圣戈班以约1.28亿元人民币获得51%的股份,曹德旺则获得不低于15%的股份。此外,福耀还获得了圣戈班上海汽车玻璃包边厂49%的股权。福耀一方可谓收获颇丰。
 
  不过这段合作只持续了三年,而且公司从账面上看非但没有盈利,还陷入了连年亏损。同时,双方在人事上还发生了摩擦,谁看谁都不顺眼。显然,分手已成必然,关键是怎么分?
 
  曹德旺向圣戈班开出了优厚的退出条件:将后者最初的入股资金100%返还,无需其承担亏损责任,但要求其在5年之内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中国投资同类工厂。最终,圣戈班接受了曹氏方案。
 
  曹德旺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他通过三年近距离学习,已经完全了解了对手:国际巨头也不过如此嘛。他相信只要再给他五年时间,圣戈班就是再回来,也不是对手了。
 
  在向高手学习方面,曹德旺简直是不遗余力,一有机会就向人家要经验。2008年5月,他受邀参加韩国KSA标准协会的高管研讨会,其间,他热情赞颂了韩国的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并呼吁韩国企业家将这些管理方法,作为一种产品卖给中国企业。
 
  除了韩国人之外,曹德旺还跟所合作的日本原料商请教。有一段时间,由于汽车厂的降价,福耀陷入赚不着钱的局面,曹德旺就要求日本合作商降价15%,但对方死活不肯。怎么办?曹德旺想出了一个双赢方案:你不降价可以,但你得帮我改善生产流程和设计工艺,让我能从制造上压低成本。结果日本合作商接受了他的提议,从而大幅提升了福耀的管理水平。
 
  当然福耀更重要的管理还不是技法,而是一种自我驱动的苦行僧式精神,而曹德旺是这种精神的源头。
 
  曹德旺每天四五点起床,没有休息日,唯一的爱好是打高尔夫球,还是一个人打。他说自己没有朋友,也不去混什么圈子,或者出席这会那会,他觉得没意思。那什么有意思呢,就是工作,去研究那块汽车玻璃。
 
  也许,以身作则就是最好的管理。
 

  对战美国


 
  除了以上国内成就外,曹德旺还取得了一项享誉国际的成就:他在美国和加拿大打赢了两场反倾销官司。
 
  2001年年初,应世界第四大汽车玻璃制造商美国PPG的申请,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福耀等5家中国汽车玻璃制造商展开倾销调查,并于4月初步裁决福耀等生产的ARG挡风玻璃涉嫌倾销。次年3月,美国商务部则最终裁决,向福耀等中国企业加征11.8%的反倾销税。
 
  与此同时,加拿大也展开了对福耀等中国企业的倾销调查,申请人同样是美国PPG。
 
  美国PPG这是要把福耀赶出北美市场啊,怎么办?
 
  曹德旺组织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并于会后决定,不管被诉的其他中国公司怎么回应,自己都要应诉这两场官司。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如果不应诉,就等于承认了倾销,而这将导致连锁反应,接下来就是退出整个国际市场,而随后也将失去中国市场,因为全球八大汽车厂都是全球采购。
 
  曹德旺觉得不能等死,更何况,福耀根本就不是倾销,怎么能让人家扣屎盆子呢?他展开了反击,华商韬略(微信公众号:hstl8888)总结其对策如下:2002年10月,他在北京对外经贸大学成立了中国反倾销研究所,他亲任理事长,并邀请时任外经贸副部长龙永图担任总顾问,另外,他从国内外聘请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共同研究对策。据报道,他还在美国砸下300万美元,聘请了美国最好的反倾销律师。
 
  福耀最终赢得了两场官司:2002年8月30日,加拿大国际贸易法院终审裁定,来自中国的汽车挡风玻璃没有对加拿大国内工业造成侵害;2004年10月15日,美国商务部则终审裁决,福耀出口至美国的汽车挡风玻璃视同“零倾销”,而此前多加征的税费将予以退还。
 
  这两次胜利意义非凡,这是中国加入WTO以来第一个反倾销胜诉的案例,而且帮福耀打了一个大大的国际广告。
 

  慈悲为怀


 
  曹德旺终于做出了一家为国家争气,让世界瞩目的公司,这也算没辜负他当初下山的心愿。而在商业成就之外,他还在慈善领域不断贡献着,并将其视为礼佛的一种方式。
 
  “佛经讲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布施是六度的第一条。谦虚诚实,与人方便,这些都是布施的方法。布施则又分三种——财施、法施、无畏施,财施只能算是小善。”曹德旺说。
 
  曹德旺所说的“小善”可不小,在一般人看来,那已经是令人仰望的功德了。汶川地震时,他捐赠了2000万;玉树地震时,他捐赠了1个亿;西北五省特大旱灾时,他捐赠了2个亿;福州市修路及危房改造时,他捐赠了3个亿;福州市新建图书馆时,他捐赠了4个亿……
 
  2011年5月5日,曹德旺更捐出价值35.49亿元的3亿股福耀集团股票,在北京设立了当时中国资产规模最大的公益慈善基金——河仁慈善基金会(以其父亲的名字命名)。
 
  截止目前,曹德旺对社会的总捐赠已经超过60亿元,且均为个人捐赠,未动用公司一分钱。因为这些善举,曹德旺在2010年被媒体评为“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或称“中国首善”。
 
  曹德旺慈善事业的独特之处还不在于其捐款的数额,尽管这个数字已经很惊人了,而在于他的心境——“我捐款是没有条件的。不像有些人捐款,是要拿一块地、一个项目来换。”
 
  所谓的“没条件”,不仅体现在他不把慈善当买卖做,还体现在他对慈善本身也不设条件,这一点在救人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2007年5月,福耀北京分公司聘用的一名20岁实习生得了白血病,该生来自河北农村,与母亲相依为命,无钱自救。当时一些主管不建议援救,因为该生并非签约员工,而且得的是白血病。曹德旺却坚持救人,说那孩子才20岁,而他最终掏了七八十万医疗费。
 
  如果说这还是救与自己相关的人的话,那曹德旺在救不相关的人方面也非常积极。
 
  2006年,他在飞机上看报时得知吉林双辽一户农家生了一对双胞胎,但无钱抚养,他很快就联络了那家人,为对方开与福耀双辽职工相同的工资,但并不要求对方去上班。不久后,他又在《海峡都市报》上得知另一户农家生了三胞胎,家长无钱购买孩子必需的保温箱,他就主动联系医院资助了保温箱,还于后来向那家人支付三个孩子到18岁前的生活费。
 
  而像上面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曹德旺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他说“佛教是我的灵魂”,而他的行动证明了这句话的分量。
 
  由于在商业和慈善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曹德旺还在2009年5月31日,获得了有“企业界奥斯卡”之称的“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是获得该奖的首位华人企业家,而此前获奖的西方企业家包括戴尔计算机创始人迈克尔•戴尔,星巴克董事长霍华德•舒尔茨,eBay创始人彼埃尔•奥米迪亚。
 
  除了个人事业外,曹德旺还经常对一些公共话题发言,而且一张嘴就令人击节赞叹。比如,最近因房价涨到了离谱的地步,他两年前的一段采访视频又被人翻了出来,用来痛批房市。他到底说了啥,你还是自己看吧,也欣赏一下曹老爷子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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