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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看中美减税之争

引言

2018年10月20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公众征求意见。《暂行办法》对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和赡养老人等6项专项附加扣除公布了扣除范围和标准。税收优惠更有针对性,支出压力大的人群受惠更多。

当天起,《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在部门官网开始为期两周的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据悉,暂行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将依法于2019年1月1日起实施。

从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看中美减税之争

我国的减税措施不禁使人联想到美国去年的减税举措,但两国在国情、政策、社会形势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因此在减税政策上的方法和目的上各有所侧重。

一、中国减税之旅

2017年美国就开始进行大范围税改,其减税政策虽然对我国的经济有所打击,但我国也并非毫无还手之力。

近期最有力的反击是在降低个人所得税上。根据新修订的个税法,今后计算个税应纳税所得额,在5000元基本减除费用扣除和三险一金等专项扣除外,还可享受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以及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税法授权国务院制定专项附加扣除的具体范围、标准和实施步骤,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根据暂行办法,个税专项附加扣除遵循公平合理、简便易行、切实减负、改善民生的原则。

暂行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将依法于2019年1月1日起实施。按照暂行办法规定,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并非一成不变,将随着教育、住房、医疗等民生支出变化情况适时调整。

从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看中美减税之争

同时,在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上,为应对美国减税导致的人民币贬值,自2018年10月15日起,央行正式下调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

这是央行今年以来的第四次降准,此前三次分别在今年的1月、4月、7月,算上这次的降准,央行今年已经累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2.5个百分点。

从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看中美减税之争

在扶持中小微企业上,国家也不遗余力,努力解决企业融资难题。3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通过股权投资、再担保等形式支持各地区开展融资担保业务,带动各方资金扶持小微企业。6月份,央行、银保监会等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加大货币政策支持力度。

在3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确定5月1日起将17%和11%两档增值税税率分别下调1个百分点等三项深化增值税改革措施,实施后全年将减轻市场主体税负超过4000亿元,内外资企业都将同等受益。

减税的方式直接且时效性强,相关企业将迅速受益。相较于改变税收种类或税收结构而言,直接降低税率对于企业而言,是最效率、最直接的优惠政策,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投资积极性。

国家税务总局统计显示,各项减税措施产生了积极效果。降低增值税税率的政策效应自6月份申报期开始显现,6月份至8月份累计减税959亿元;在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方面,7月份至8月份共办理留抵退税786亿元。

面对去杠杆、逆周期调节、促改革等多重目标,我国的一系列税率改革进一步显示政策取向渐渐重视稳经济,稳预期。

美联储缩表加上特朗普的税改,都对人民币贬值施加压力,加之美国提高关税的“清理”举措,都对我国的经济运行造成不小压力。

同时美国的减税政策抢夺世界优质人才和精英,这对于我国的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极为不利。

我国的一系列减税政策不仅为应对美国减税导致的经济运行压力,以及高端人才、专业精英的流失,还是顺应经济发展局势的正确选择。

减税政策可以进一步刺激国内市场,让利企业,提高个人收入,扩宽市场,更深层次拉动居民消费内需,吸引高端人才和外来资本流入。

同时,积极拓展新的减税空间,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情况下,也是为了进一步激发我国市场活力,加大简政减税降费力度,推出更大规模也更加明显的降费措施。

我国减税仍有空间,只要找准政策着力点,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稳定企业预期,同时,加强财政支出的结构优化,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大力压减低效、无效支出,国家全面小康的目标定会实现。

二、“美国史上最大规模减税”

特朗普上台以来,大力推行“美国优先”战略,并且视中国为最大威胁,中美间火药味渐浓。

为全面压制竞争对手,美国的减税措施既深且到位。

川普的减税策略主要针对企业和中高层阶级,大幅削减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是美国政府税收收入的主体。2016年,个人所得税在联邦税收收入中的占比为47%,其次是占比34%的社会保险税,企业所得税占比只有9%左右。

减税方案将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的七档税率降低,最高税率从39.6%降至35%。此外,取消对一年投资盈利超过20万美元的个人征收3.8%的投资净收益税,也取消遗产税和全球所得税率。

企业税制变更的力度明显超过个人所得税,把减税的力度直接针对企业。

一方面,分别针对现金和非流动资本,对美国海外企业留存利润实行税率分别是15.5%和8%的一次性征税。这个政策导致很多美国企业,包括大的跨国公司都把利润回归本土。并且推行属地制征税原则,只在利润产生的国家征税,而在美国免税。

合伙企业转交个人所得税,从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39.6%,转变为获得部分收入的20%,减轻了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此外,企业新购设备的投资款项,可以100%计入成本,时间限定在2023年1月1日前,此间企业所采购的有形资产(除房地产外)统统适用,相当于政府提供无息贷款支持企业设备更新。

另一方面,企业所得税从35%降到20%,并允许企业主从企业收入中扣减20%,如果加上各州和地方过于落地企业的税务抵免优惠政策,甚至会将企业税率降到15%以下。如果减税再加上美联储连续“加息+缩表”,将对流动性最活跃的全球资本具有致命吸引力。

特别是当海外获利的美国企业税收从35%降到最低的10%,同时设定企业现金回流的税率为12%,非流动性投资形式回流的税率为5%,并设立海外留金的惩罚税,刺激美国企业滞留海外的近4万亿美元现金多数回流美国。

企业税占比较小,大幅降低企业税,即使税基不变,对联邦政府的税收影响也不大。何况这项措施对美国本土企业是重大利好,企业收入增加,税基也会提高。更重要的是,对全球企业产生的“黑洞效应”,在边际上会吸引大量企业流向美国,进一步扩大税基。

从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看中美减税之争

根据美国的减税措施可以看出,减税目的很明确,在内就是刺激经济增长,进一步提升企业利润以维护目前的高估值的资本市场,在外就是吸引美国本土或海外资产回流,降低失业率,提高个人生活水平。

从纳税人和税率两方面入手,通过减税措施,不仅吸引美国本土企业海外资产回流,降低失业率,刺激消费,还可根据资本的逐利而居本性,吸引国外企业投资。更深远的影响是可以打击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正在转型的制造业。

减税最直接的影响是,美国的企业成本大大降低,美国生活的成本也降低。企业税收减少,人力成本也因个税降低而相应减少,那么企业效益必然增加,美国企业的活力必然增强。

美国《财富》杂志近日报道称,部分在华组装的美国企业开始撤回美国生产,著名的台湾芯片企业台积电也已启动在美投资扩厂计划。

根据美国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18年第一季度美国企业汇回接近3400亿美元股息红利,二季度约为1700亿美元。而在2018年以前,每个季度平均不到500亿美元。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美国的减税政策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结语

在需要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加以消除的背景下,特朗普要兑现其“大规模减税”的竞选承诺,中国要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而深化供给结构性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减税,这是两大经济体在税收取向上的共性表现。两国都需要以减税进一步降低市场主体的实际负担,在供给侧激发微观层面创业、创新的潜力与活力。

但是,减税会衍生一个新问题,即在保证政府财政赤字可控的前提下使公共服务供给支出受限。如何在实现降低企业综合负担、不扩大政府赤字的同时,尽可能保证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和质量,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深入思考的关键。

美国减税虽然会刺激经济,但此番减税还是会在未来十年给美国增加1万亿美元的联邦赤字。财政赤字加剧必然会算害社会福利的支出,负面效应短时间内难以消除。

同时,美国的大幅减税政策,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一方面对于我国正在转型的制造业来说是个打击,另一方面对于世界经济来说也是一个伤害。

川普大幅度减税单单针对企业税而使得资本回流,针对富人的个人税锐减也同样吸引企业家和精英人才回流。特朗普“减税+加息+缩表”三管齐下的目标是资本、人才和企业的回流,这对很多领域还在努力追赶的中国来说极不友好。

中国的降税与降负的关系,比美国要复杂得多,因此必须要确立“全景图”的长远视野,沉着应对难题,相信总有一天会柳暗花明。

减税带来的显性或隐形后果都有待观察,但减税不应该从损人不利己的角度出发,若互相间拒绝合作和交流,利益就会成为固定的体量,双方也难以在合作与研究中获得新的收益和成长,只有合作,才会发现“新大陆”。

(以上文字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金评媒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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